“‘十一五’期間國家直接與1000家企業簽訂節能減排協議，到‘十二五’期間可能會調整到3000家，甚至是5000家，我們要把80%以上的企業納入到部門的管理范圍。”高東升說，與“十一五”期間國家主要通過指標約束地方政府不同，“十二五”期間國家將更多地直接約束企業。

據其表示，“十二五”期間國家將考慮重點行業、重點企業的節能減排指標，將指標分解到企業頭上去。

這意味著國家節能減排思路和方式發生重大調整。 

一名業內人士認為，這種變化主要是吸取了“十一五”節能減排的經驗教訓。

“十一五”期間的節能減排主要采取行政手段，即國家將指標分解到地方政府，地方政府再層層分解到企業頭上。“這種手段將減排目標責任納入官員政績考核上，以此迫使地方政府積極減排。”上述人士表示。

而行政減排受經濟環境和政策影響，在后期執行中出現了不少問題。由于“十一五”期間的節能減排“前松后緊”，*近數月不少地方出現了拉閘限電的極端現象。

“同時，由于節能減排的指標分解不夠合理，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減排壓力過大的考慮，提供的數據可能存在問題。”上述人士分析。

江西科學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長范敏對記者表示，“十二五”節能減排工作調整思路后，將為地方政府大大松綁。“地方政府從直接的節能減排任務的**責任承擔者，可能變身為企業節能減排的監管者，這也是政府職能的回歸。”

不過，這種轉變可能短期內實現比較困難。范敏認為，*大的障礙在于我國節能減排的市場化手段比較少，市場機制還不夠成熟。